那些漸行漸遠的民國翻譯大家-人物

羅念生
　　
　　他搬來了一座奧林匹斯山
　　
　　1933年，羅念生登船橫渡大西洋，來到希臘，進入雅典美國古典學院，成了第一位到希臘留學的中國人。
　　
　　在一堂歐洲文學史課堂上，教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門”文學，對古希臘文學評價極高。羅念生便嘗試翻譯了歐里庇得斯的古希臘原文《伊菲格涅亞在陶羅人里》，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成為他的第一部古希臘戲劇譯著。
　　
　　內(nèi)容深奧、典故繁多……這都是翻譯和研究古希臘文學的困難之處，而羅念生卻默默堅持了60多個年頭。
　　
　　抗戰(zhàn)時期，在四川鄉(xiāng)下昏暗的油燈下，隨時有飛機轟炸、到處躲警報、生活沒有保障的日子里，甚至有時連一張必需的書桌都沒有，羅念生卻從未放棄對古希臘文學的研究，翻譯了大批古希臘戲劇作品，出版了《希臘漫話》《芙蓉城》等散文集，以及古希臘悲劇《特洛亞婦人》等翻譯作品。
　　
　　羅念生去世前，心里想的還是翻譯《荷馬史詩》，按說這部史詩他早應該翻譯，但是他認為自己的知識還不夠，還沒有資格，因此他等了幾十年，晚年才開始翻譯。很遺憾的是，命運卻不給他時間了。
　　
　　楊憲益
　　
　　中西合璧的“神雕俠侶”
　　
　　在中國的民國翻譯家中，有這么一位奇人。他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畢業(yè)后趕赴國難毅然回國入川。同他一起回國的，竟然有一位英國太太。兩人在英國相識，因?qū)χ袊鴤鹘y(tǒng)文學共同的愛而結(jié)緣，最后一起翻譯出了《紅樓夢》。他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
　　
　　楊憲益出生于貴族世家。在私塾，楊憲益每次考試，都考第二，從不考第一。老師說，你稍微讀一讀書就會考第一了。楊憲益卻認為，考第二還是第一都沒什么區(qū)別，能多看書才是真的。可能正是由于這種性格，楊憲益的譯文既不失嚴謹又生動活潑，這種風格最適合翻譯中國明清小說。
　　
　　楊憲益的愛侶戴乃迭女士，是他在牛津的同學。楊憲益和戴乃迭在牛津相遇，因興趣相投，逐漸走到了一起。因為戴乃迭熱愛翻譯，楊憲益也不做它想，夫妻倆雙宿雙飛的做了一輩子翻譯。
　　
　　楊憲益只用了5個月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就通過牛津入學考試。他在牛津的師兄錢鐘書則認為，楊憲益是當時在牛津為數(shù)不多的十幾個中國人中，“惟一還可以談一談的”。24歲時，他一口氣把《離騷》按照英國18世紀的英雄雙行體的格式翻譯了出來。之后的成就更不必說。楊憲益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翻譯的《魯迅選集》是外國高校教學研究通常采用的藍本；與夫人合作翻譯的三卷本《紅樓夢》，和英國兩位漢學家合譯的五卷本（譯名《石頭記》）一并，成為西方世界最認可的《紅樓夢》譯本……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從先秦散文到現(xiàn)當代作品，楊憲益夫婦聯(lián)袂翻譯了共百余種作品近千萬字，這在中外文學史上都極為罕見。
　　
　　豐子愷
　　
　　以中國詩體來翻譯日本和歌
　　
　　豐子愷雖以漫畫及散文著稱于世，但其對我國翻譯文學發(fā)展做出的貢獻亦彪炳史冊。豐子愷于1921年初春前往日本學習藝術(shù)，他對于文學的興趣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根據(jù)豐子愷后來回憶：“記得我青年時代，在東京的圖書館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語》。展開來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來我買了一部與謝野晶子的現(xiàn)代語譯本，讀了一遍，覺得很像中國的《紅樓夢》，人物眾多，情節(jié)離奇，描寫細致，含義豐富，令人不忍釋手，讀后我便發(fā)奮學習日本古文。當時我曾經(jīng)希望把它譯為中國文。”
　　
　　《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長篇小說，故事涉及三代人，四朝天皇，經(jīng)歷70余年，出場人物440多人。豐子愷在翻譯這部日本古典文學巨著時，使用了一種特殊的風格，類似我國傳統(tǒng)的章回小說。全書共五十四回，并根據(jù)中國章回小說的習慣，常用“話說、卻說、且說”等語。
　　
　　由于豐子愷年輕時對《源氏物語》的閱讀和理解以及其自身的國學根底，再加上在日語及中日文學都十分精通的錢稻孫、周作人等人的幫助，“豐譯本”一出版就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不僅是國內(nèi)第一本《源氏物語》的全譯本，而且也是印量最大的。
　　
　　楊絳
　　
　　對文學翻譯刪繁就簡
　　
　　楊絳不僅翻譯外文著作，還自己寫小說、散文，創(chuàng)作話劇，堪稱“翻譯與創(chuàng)作并舉”。
　　
　　20世紀40年代末期，楊絳的興趣轉(zhuǎn)向了翻譯。194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楊絳翻譯的《1939年以來英國的散文作品》，成為楊絳最早期的翻譯作品。
　　
　　1957年，楊絳接到翻譯《堂·吉訶德》任務，被告知可用任何譯本。精通英語法語的她找來五種英法譯本，仔細對比后，覺得譯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年近五旬的楊絳開始學習西班牙文。1961年才著手翻譯，這是中國直接從西班牙語翻譯的第一個譯本，I978年人文社出版。這個譯本被鄧小平作為國禮送給西班牙國王。至今印了68次，售出98萬套。
　　
　　如果說錢鐘書的“化境”論是從理論上為翻譯開創(chuàng)了一種理想境界的話，那么楊絳的“點煩”論則是從實踐上為翻譯開辟了一條可行之道。
　　
　　《堂·吉訶德》的譯文，起初譯出80多萬字，后經(jīng)楊絳認真的“點煩”，才減到70多萬字，這樣文字“明凈”多了，但原義一點兒沒有“點掉”。楊絳認為搞翻譯，既要為原作者服務好，又要為讀者服務好，“點煩”掉十多萬字，就是想使讀者讀得明白省力些。
　　
　　傅雷
　　
　　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提到中國近現(xiàn)代翻譯史或者民國的翻譯家，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就是傅雷。說到傅雷的翻譯成就，作為法文翻譯的巨人，他一生共翻譯了33部共600萬字的作品，他讓中國人認識了羅曼·羅蘭、伏爾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人們說：“沒有他，就沒有巴爾扎克在中國。”
　　
　　傅雷不僅是個“文藝家、翻譯家”，更是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心理學家”。很顯然，翻譯不是簡單對語言的轉(zhuǎn)化，必須表明文化立場、文化的視野和對文化的追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傅雷是難以逾越的，翻譯不僅是簡單的文字轉(zhuǎn)換，它作用于文學，作用于文化的意義不可忽略。
　　
　　傅雷之于中國翻譯史的意義，在于他將整個法文的翻譯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他的翻譯質(zhì)與量并重，至今無人能夠代替。今天，也許有人會說有的譯本在某些細節(jié)的翻譯上，在準確程度上超過了傅雷譯本。但論綜合成就，論法文原文在中文意境中的重現(xiàn)，仍然沒有任何人成就超過了傅雷。
　　
　　朱生豪
　　
　　沒留過洋，卻最接近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
　　
　　朱生豪決定翻譯莎士比亞時，正值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那時，中國沒有中文版的莎士比亞譯作，被日本人譏笑為文化落后，朱生豪怒而把翻譯莎士比亞劇本當成了一項“民族英雄的事業(yè)”。
　　
　　因為時事紛亂，朱生豪的譯稿兩度在戰(zhàn)事中被毀，不得不從頭來過，更要命的是經(jīng)濟上的壓力。1944年12月26日，得了結(jié)核病無錢醫(yī)治的朱生豪終于被疾病擊倒。剩下五個半歷史劇還沒有譯完，就撒手人寰。他最大的遺憾是“早知一病不起，拼著命也要把它譯完”。
　　
　　但是，他用他短暫的生命為后人留下了精心翻譯的180萬字的莎士比亞劇本，使自己的名字與莎士比亞永遠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朱生豪的譯文是最接近莎士比亞創(chuàng)作的，他的譯本的最大特點是文句典雅，譯筆流暢，好像是高山飛瀑，一瀉千里，讀之瑯瑯上口，絕無佶屈聱牙之弊。這不僅是因為朱生豪對莎士比亞的劇本有很深研究和大量閱讀，對莎士比亞有非常深的了解，更因為他在翻譯莎士比亞戲劇的時候，消耗的是他22歲-32歲這樣充滿才情、詩意、熱情、血氣方剛而義無反顧的精華年齡段，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