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大學都是這么做的-人與社會
二十世紀50年代初，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lián)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中途，束星北走到臺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里。一口氣講了大約40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地站在一邊。
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么做的。
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國學院導師，校長曹云祥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shù)百字有價值。”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教授對陳寅恪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xiàn)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lián)名發(fā)表《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yè)，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jīng)濟的事！”
辜鴻銘剛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學生們看到他腦后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都忍不住哄笑起來。而他則不動聲色地走到講臺上，向下面的學生打量一番后，慢條斯理地說：“你們笑我，無非是因為我的辮子，我的辮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諸位同學腦袋里面的辮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話把學生統(tǒng)統(tǒng)鎮(zhèn)住了。以后上課就沒人敢笑話他了。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jīng)過許多風潮，發(fā)現(xiàn)了一個規(guī)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lián)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1930年，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校長司徒雷登問他對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聽說燕大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向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一人校門就看到M樓和S樓，這難道就是中國化嗎？我希望將燕大各建筑都改為中國名。”不久，燕大專門召開會議，決定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貝公樓為辦公樓，其他建筑一律賦以中國名稱。錢穆還為校園的一個湖取名叫“未名湖”。
蔣百里就任保定軍校校長的第一天，對全體學生訓話：“我此次奉命來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為最完整的軍事學府，使在座諸君成為最優(yōu)秀的軍官，將來治軍，能訓練出最精銳的軍隊。我一定獻身于這一任務，實踐斯言。如果做不到，當自殺以謝天下。”后來，他因學校被政府拖欠經(jīng)費，深感愧對學生，遂寫下遺書，當眾自殺，子彈穿過胸膛，幸而未死。
林語堂在東吳大學講英文課，開學第一天，先生帶來一個皮包，皮包里滿滿一包帶殼的花生。他將花生分送給學生享用，課堂變成了茶館。林先生開始講課，操一口簡潔流暢的英語，大講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將話鋒一轉，說道：“花生米又叫長生果。諸君第一天上課，請吃我的長生果。祝諸君長生不老！以后我上課不點名，愿諸君吃了長生果，更有長生。”學生們哄堂大笑。
聞一多上課別致。據(jù)學生回憶，他身穿黑色長袍昂然走進教室，先掏出煙盒向學生笑問：“哪位吸？”學生們笑而不接，他就自己點了一支，電燈光下煙霧繚繞，拖長聲音念上一句：“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這才開始講課。
沈從文論及原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先生時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并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里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fā)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xiàn)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xiàn)在里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學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國務院”、“參議院”等衙門的橫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氣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世界上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嗎？”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fā)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宣稱中國現(xiàn)代大學的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大學應當是獨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學應當具有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第三，大學學術與思想自由需要相應的自由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讀完乃掛冠而去。
1929年南開女中部第一屆學生畢業(yè)，張校長的講話既幽默又深刻。他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fā)財。男人升官發(fā)財以后,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原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jiān)學等職,有一年中學學生畢業(yè),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認真考試,學生恨之。一夜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傷上堂,繼續(xù)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至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chǎn)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chǎn)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么當?shù)?？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
傅斯年在談到北大的幾位校長時認為：蔣夢麟學問不如蔡元培,但辦事卻比蔡高明；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但辦事比胡適高明。蔡、胡的辦事,真是不敢恭維！蔣夢麟又對傅斯年說：“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為維護大學獨立和學術自由,傅斯年拒絕權貴子弟降格人學。為此,他特地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上一張字條：“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傅斯年！”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癡人。這兩個癡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賬時才發(fā)現(xiàn)都沒帶錢,遂決定將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于是一看成癡,將章拋諸腦后。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lián)大時,他見昆明有牛肉館名“瀟湘館”,認為褻瀆了林妹妹,竟去砸館,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金岳霖主張學生有自己的見解,而且鼓勵他們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有一次在一個邏輯討論會上,有人提到了當時享有盛名的哥德爾的一本書,金岳霖說要買來看看。他的一位學生沈有鼎馬上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的。”金先生聞言,先是哦哦了兩聲,然后說：“那就算了。”
黃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時候,想搬家了,就在糊著墻紙的墻壁上揮筆寫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黃侃在暨南大學任教時,暨大師生人人都須佩戴一枚徽章,獨黃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課,被門衛(wèi)攔住,因為他沒有戴徽章。他說：“我是黃侃！”門衛(wèi)只管說：“你應該有徽章！”黃侃說：“我就是不愛佩戴那個東西,你不讓我進去,我就不進去！”說完掉頭就走。最終他成了惟一一個不佩戴徽章而進出校門的人。
錢鐘書出名后從不參加任何會議是出了名的,對雨后春筍般冒出的各種學會他也一律謝絕掛名。楊絳因翻譯《唐·吉訶德》而獲西班牙政府頒發(fā)的大獎,西班牙駐華使館請她,第一任大使邀請,她謝絕了；第二任大使送來正式的書面邀請,她正式地書面謝絕了；第三任大使通過原社科院院長馬洪去請,她才賴不掉了。錢鐘書不無得意地對人說：“三個大使才請動她！”
北平淪陷后,有人向馬幼漁求字,他說：“如今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叫我寫什么我寫什么,叫我寫多少我寫多少！”他閉門讀書,足不出戶,數(shù)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夕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