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關懷“臨終關懷”-人與社會

因為被小區(qū)居民懷疑要做“臨終關懷”，萬福年華社區(qū)養(yǎng)老院的負責人李梅已經當了幾個月的“人民公敵”。
　　
　　他們的展架被踩碎、宣傳資料被撕毀，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區(qū)，就會遭遇放哨者的敲鑼示警，以及幾十個居民組織有序的合圍，叫罵聲曾將他們一步步逼回車里。
　　
　　“他們認準了我們這里會死人，他們不希望看見救護車。”李梅無奈地說，“其實我們早就評估過風險，根本就不會做臨終關懷的服務，沒想到即使這樣還是遭遇了這么大的誤解。”
　　
　　李梅的遭遇總會讓北京松堂醫(yī)院的副院長朱偉想起一段22年前的往事：作為國內第一家臨終關懷醫(yī)院，當松堂醫(yī)院第一次嘗試搬到社區(qū)里時，曾遭到上百個居民的圍堵。醫(yī)院里的老人們無處可去，一度在馬路邊上坐了4個多小時。
　　
　　近日，一連串相似的事件又密集地進入公眾視野：2023年2月，在上海的楊浦區(qū)和浦東新區(qū)，得知小區(qū)里要建具有臨終關懷性質的機構，居民拉起“反對在小區(qū)里設太平間”的橫幅；4月，在浙江杭州，200多個居民簽署“抗議書”，反對在小區(qū)里建具有臨終關懷功能的護理院。
　　
　　“這么多年過去了，”朱偉忍不住感慨，“我們不斷強調優(yōu)生，卻不談優(yōu)死，始終避諱死亡，這是多么無奈的一件事！”
　　
　　健康者的責任
　　
　　事實上，中國臨終關懷事業(yè)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1988年，天津醫(yī)學院就成立了我國第一個臨終關懷研究中心，并隨即籌建了第一個臨終關懷病房。然而，20多年過去了，臨終關懷事業(yè)在中國的境遇卻仍然十分坎坷。
　　
　　“中國人對死亡是特別恐懼和忌諱，不愿意談這個死字。”張雪梅是一家推廣日式養(yǎng)老服務的機構的負責人，她清楚地記得，曾經有一位老人在自己開辦的社區(qū)養(yǎng)老機構里去世，結果兩個年輕護士嚇得幾夜沒敢回宿舍睡覺，而張雪梅則決定，“必須向鄰居們隱瞞這件事情”。
　　
　　這與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這個曾經在日本生活過20多年的中國人記得，在日本，一些養(yǎng)老機構會設有少量的臨終關懷床位，而這些機構大多建在住宅區(qū)附近，“這樣更能方便家人探望”，有些日托所性質的養(yǎng)老機構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樓里面。
　　
　　在張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養(yǎng)老或臨終關懷機構中，一位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會一起為逝者舉行送別儀式，每個老人都手拿一枝鮮花，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輕輕獻給離世的老人。
　　
　　“當然，送走老人的遺體時，我們會走特別通道，盡量避開他人，但這主要是為了不打擾別人。”張雪梅說。
　　
　　相似的情況還出現在英國。上海新華醫(yī)院腫瘤科副主任沈偉在英國考察時發(fā)現，專業(yè)的臨終關懷機構一般會建在離社區(qū)10分鐘左右車程的地方。沈偉說，英國人對死亡的態(tài)度用一個細節(jié)就能表現，在小鎮(zhèn)上，公墓往往會占據社區(qū)里最好的位置。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呼吸治療科主任成文武被稱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醫(yī)生”。在他看來，有臨終關懷服務的機構在各地遭遇觀念上的阻力，本質上的原因在于缺乏對死亡的尊重。
　　
　　“人家都是從童年時期就開始接受系統(tǒng)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曾看過一本外國童書，叫作《當爺爺變成了幽靈》，講的正是大人如何教小孩子正確面對老人的去世。
　　
　　資料顯示，在美國、英國等國家，死亡教育課程從20世紀70年代就已進入中小學。即便在同樣忌諱談論死亡的香港，有關死亡的選修課也已進入高等院校。一位長期服務于養(yǎng)老機構的香港社工記得，2006年左右，幾家香港非政府組織同時發(fā)布了關于善終服務的報告，其中一個發(fā)布會更是直接在殯儀館舉辦，“感覺那是一個轉折點，后來相關的服務和討論都開始慢慢增多，整個社會像是打破了一個禁忌，死亡也不是不能談的了”。
　　
　　而在國內，類似的課程還停留在醫(yī)學院的選修課中。在北大醫(yī)學部教授王一方看來，正是因為缺乏這種教育，死亡才無法“脫敏”，“我們對那些臨終者渾濁的眼神過分地消極，這其實是對死亡的特別的歧視”。
　　
　　“每一個人都會面臨生老病死，這是生命的必然過程，每個人都有可能遭遇這樣的情況，而誰都不想被遺棄。”在這個經常在課堂上談論“死亡”的教授看來，“讓每一個將死的人獲得善終，這其實應該是整個社會要做出的承諾，也是那些健康者對同伴的一種責任”。
　　
　　文明的標志
　　
　　像一枚翻轉的硬幣，臨終關懷在國內面臨的困境還有另一面。
　　
　　2010年的南京，一名網友發(fā)帖尋找臨終關懷醫(yī)院。原因是家里老人患有癌癥，在沒有后續(xù)治療手段的情況下，各個醫(yī)院均不肯收治。
　　
　　“少有醫(yī)生愿意做這件事。”成文武坦言，臨終關懷的基礎是關注生命的寬度而非長度，讓患者有尊嚴地活著，安詳地離去。因此在以藥養(yǎng)醫(yī)的醫(yī)療體系下，臨終關懷一不開刀，二不使用昂貴藥物，三要占用床位和醫(yī)療資源，其所能夠創(chuàng)造的經濟效益非常低。
　　
　　事實上，就在2023年，濟南市一家醫(yī)院曾選擇試點臨終關懷，卻因為經濟負擔過重而以失敗告終。
　　
　　“要滿足臨終關懷的需要，僅僅靠民政系統(tǒng)內的民營機構是完全不夠的，全世界的臨終關懷都是以醫(yī)療系統(tǒng)為主線，實際上政府在這里面是有責任的。”曾經先后去英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等地考察過的沈偉醫(yī)生也坦言。
　　
　　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臺灣護理學會博士陳玉枝曾提到，臺灣的幾百家醫(yī)院，幾乎都有“安寧病房”。每個患者都專門配有一名護士，負責陪伴患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而其護理費用是有醫(yī)保制度保障的。
　　
　　在香港，也已經有13家醫(yī)院設立了專門的臨終關懷病房，而每一個陪伴患者的護士都會被親切地稱為“握手姑娘”，“病情經過醫(yī)生評估后就可以進入那個病房。那里會設計得像家一樣，墻壁不是白色，而是比較溫暖的顏色。里面面積比較大，有廚房，可以煮一些食物，家人還可以有比較長的陪伴時間。”一位香港社工向記者介紹。
　　
　　成文武說，相比之下，中國內地的臨終關懷事業(yè)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據報道，2010年7月，英國經濟學家集團旗下的信息分析機構——經濟學家信息部（EIU）曾推出首例“死亡質量報告”，對40個主要經濟體關于死亡前看護質量做出評估并進行排名。排名最高的是英國，其次是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愛爾蘭，而中國則排名倒數第四。饒有意味的是，2023年5月，一份來自英國皇家醫(yī)師學會的報告則指出，英國的臨終關懷體制仍然需要進行大幅度改進。
　　
　　成文武經常想起，在20世紀80年代末，臨終關懷在中國剛剛起步時，學者李同度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臨終關懷在中國，歸根結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我們始終沒有用太大的精力去關注死亡。但其實每個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在朝死亡這條路上走。”成文武說，“善始善終是中華民族對一個人最好的評價，我想，如果一個社會，能夠讓每一個成員都走上善終這條路，這應該就是文明的一個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