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疑惑，必須發(fā)問-精英譚

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詢問他們有沒有什么成功的秘訣。我采訪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jīng)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是不是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身邊的人，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給他們一個擁抱？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于做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chuàng)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更公平、更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訪談節(jié)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huán)節(jié)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后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shù)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yǎng)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么概念。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當時選修的一門課是社會學，因為我覺得做傳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會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我每天上課都準時到，作業(yè)按時完成，老師囑咐看的參考書都看了，論文也寫得還不錯，可是到期末我發(fā)現(xiàn)所有的課程里面唯有這門課得了一個B，其他功課都是A或A-。怎么會得一個B呢？我就去找社會學的教授理論，我說你是不是搞錯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記錄說：“的確你的作業(yè)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錯，但是我要給你一個懲罰，因為你上課從來不問問題，這就說明你上課的參與度不高。”當然后來我據(jù)理力爭，申辯說因為剛來美國不久，有時組織語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剛想說就被其他同學搶了先，等等。老師看來是動了心，最終給了我一個B+。
　　
　　說到我與主持人職業(yè)相關的第一次提問，還帶有點溫柔的對質。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yè)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的制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yè)為限。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為什么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么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fā)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我當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后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后走上《正大綜藝》的舞臺?；仡^看起來，我心存感激之余，也覺得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那時社會剛剛經(jīng)歷動蕩，氣氛沉悶，人們厭煩了生硬的電視語言，希望通過電視了解外部世界，在更人性化的交流中放松心情，有更多的空間來表達個性。《正大綜藝》大概是中央電視臺第一個不需要主持人按部就班念稿子的節(ji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