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習數學到研究自然辯證法作文1500字

為了配合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高等學校自 1952年起大規(guī)模招生，師資力量嚴重不足，北大也是同樣。于是，1953年，我們全班同學都提前畢業(yè)留校當助教了。我們承擔了繁重的教學任務，我擔任過數學系的微分方程課和化學系的高等數學課的教學輔導工作，每周上十五至十八堂習題課，同時進修數學物理方法。1955年應物理系教學之需要，我轉到了物理系理論物理教研室，協(xié)助郭敦仁先生從事數學物理方法課的教學工作，并于1956年開始講課。

當時，我們響應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刻苦地勤奮地學習著和工作著。我在數學物理方法這個數學和物理相交叉的領域越鉆越有興趣，王竹溪先生還建議我結合電波傳播等實際問題開展研究，我正準備這樣做。

1958年，陸平副校長向中央黨校建議:辦一個自然辯證法研究班，培養(yǎng)一批既懂馬克思主義哲學又懂自然科學的業(yè)務骨干。這個建議立即被采納了。陸平同志要求北大理科每系派一名黨員教師去黨校在職學習。我當時正是物理系黨總支的宣傳委員，決定派我去。

我雖然有些舍不得正待深鉆的業(yè)務方向，但是，系統(tǒng)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原著對我也有很大的吸引力。1958年10月初，我們北大的六名教師(鄧東皋、李慶臻、李廷舉、孫蓬

一、傅世俠和我)欣然到了黨校，從此，我開始了在自然辯證法這個哲學與自然科學相交叉的領域里從事研究的學術生涯。 1960年秋，北大領導決定在全校理科

五、六年級開設自 然辯證法課，由于這一教學工作之急需，我被提前召回到北大 自然科學處。課程由副教務長張群玉掛帥，她講了第一課，然后我接著講下去。但是“困難時期”到來了，為減輕學生負 擔，學校不得不精簡了這門課。張群玉同志讓我參加校黨委以馮定同志為首的“雙百方針”調研組，我分工負責調查理科1958年至1960年學術思想批判中的問題。

我們發(fā)現在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方面有許多是非在認識上混淆不清，如“試管種黃瓜”、“刺猜冬眠”、“嶂螂尾巴毛”等有價值的研究課題，理想模型、理想實驗和實驗中的單因子分析等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及數學中、理論物理中的公理化體系，遺傳學中的摩爾根學派等，都被扣上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哲學帽子，成為批判和否定的對象。這些錯誤的批判后來雖然停止了，正確的東西經過甄別平反，一一摘掉了帽子，恢復了名譽，然而學術工作卻已遭受了挫折和損失。馮定同志領導調研組反復從認識上分析和討論這些深刻的教訓，深感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自然科學需要相互溝通和理解，認真貫徹“雙百方針”，使這類錯誤不再重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61年春，學校領導決定在哲學系建立自然辯證法教研組，任命我為組長，并讓我們以三分之二的力量面向理科開展工作。我們全組十人，是一個團結得很好的集體。我們?yōu)槔砜平處?、研究生和哲學系高年級學生開設自然辯證法課，同兼職教授一起招收和培養(yǎng)研究生;我們分頭掌握幾國外語，有計劃地編譯各國的研究參考資料;我們把自然辯證法和科學史結合起來，進行一系列專題研究;我們要在北大逐步建立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聯盟?？傊覀儜阎蚩茖W進軍的熱情和決心，在自然辯證法這個難度很大而又饒有興味的交叉領域里努力攀登科學高峰。

但是，1964年北大的、特別是哲學系的“社教”運動把我們這個小學術集體沖散了，我被派到北京郊區(qū)農村參加“四清”，直到“文革”開始被召回學校當受教育對象，1969年下放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兩年后回北京被編人“戰(zhàn)備連”，在校內當蓋房子和燒鍋爐的工人。

我曾為自己能參加修建北大新圖書館而感到欣慰。 1972年春，勞動生活結束，我分到自然科學處(當時稱為“教改組理科組”)，衷心希望多做一些切實有益的工作，除了到各系調研教改和科研情況外，我與數學系、地質系、地球物理系的教師們一起寫過科學史文章，后來投人“馬克思數學手稿”的編譯工作中，馬克思對數學的執(zhí)著鉆研和欣賞，以及他那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使我們編譯組的人都深受感動。